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處的有關負責人介紹說，上世紀90年代初，該校學生中約有一半家在鄉鎮農村，現在這個比例明顯下降。此前，中國農業大學對新生城鄉比例的調查顯示，1999年至2001年農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南開大學的一份數據表明，2006年該校農村新生比例約為30%，2008年為24%。

　　中國人民大學的這位人士認為，這種比例的下降可以從“成本—收益”兩方面衡量。1999年后，高校普遍擴招，上大學、上名校的機會從數量上看是增加了。但與此同時，高校收費水平大幅提高。“1992年，本科生一年的學費是400元左右，其他費用很少?，F在，光學費就漲了10倍不止。學生宿舍條件好了很多，有的還帶衛生間，可住宿費也高出不少。”高昂的學費，讓一些收入偏低的家庭望而生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擴招的機會較少流向農村。另一方面，大學生就業難開始出現。“畢業即失業”，為高等教育支付的成本高了，收益卻存在更多的不確定性，甚至還是降低了。這使得“知識改變命運”逐漸變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對農民家庭而言，改善生活的另一條渠道是進城務工。許多農民工也正是懷著這樣的夢想走進城市的。但是，由于農民工工資長期徘徊在較低的水平，多數人缺少應有的社會保障，因此其向上流動的空間也非常小。城鄉差距的擴大，進一步減少了農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

　　2．就業，拼能力還是拼“背景”

　　——就業過程中“背景”的排他性作用成為最大的就業歧視，高校畢業生中的農民和農民工子女在就業質量上明顯處于弱勢

　　就業，是實現不同群體間流動的重要環節。當農民還是當律師、走街串巷賣保險還是在銀行敞亮的空調屋里工作，在京滬廣這樣的大城市擁有穩定的工作還是做“北漂”，差別顯而易見。

　　吳樂霞大學畢業后在某部委下屬一家事業單位工作了6年，一直是“編制外員工”。“這6年，單位幾乎每年都會空出一兩個編制，但都是有關系、有背景的人頂上來，我干得再好也沒希望‘轉正’。轉不成編制內員工，工資差出一大截，而且沒有進一步發展的機會。”有一年新進來一名家在山東農村的正式員工，吳樂霞起初還覺得，看來轉正還是有機會，后來才聽說，這名員工雖然家境一般，卻是單位領導的親戚。

　　唐先生在一家軍工央企做人力資源工作。“企業招人，首先還是看能力、看素質。但是，每到招聘時，打招呼、遞條子的太多了，都是方方面面的領導以及合作伙伴，不可能不考慮。最后，如果幾個應聘者條件差不多，肯定會招那個打過招呼的。”這家企業近幾年每年要招用近千名大學生，如果只是看數量，其中70%以上的新招人員沒有什么關系背景，但仔細分析，沒背景的主要集中在企業位于內蒙古、貴州等地的分公司，而能留在北京等地的總部以及一些條件較好的科研機構或收入較高的二級公司的，多多少少都托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