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日報訊(王龍群 黨典章 肖云)近期，我市農村個別村干部利用職務犯罪呈高發態勢，這一問題應值得有關方面重視。
2006年，我市某村干部張某因貪污受賄被該縣檢察院查處。他被帶走后，村民們唏噓不已，這位昔日村里風光的能人，或許不曾料到自己會有這樣的一天，面對冰冷的高墻，只能用無盡的懺悔來度過余生的歲月。
張某是該村村會計兼組會計，據村民反映，張某胡占亂拿的現象在1998年就有了，只不過數額小，不夠立案，處在占小便宜階段。到了2003年，因該縣建設醫藥產業園征用土地，有大量的土地補償款，張某便開始利用職務之便，先后分7次通過重復領取、擅自提高標準、虛報等手段貪污土地補償款，極大地損害了村民和集體的利益。終于，東窗事發，張某也因此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張某的事件并非個例，是我市農村村干部職務犯罪不斷高發的一個縮影。近年來，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國家對“三農”問題越來越關注，房屋拆遷、土地征用、基礎設施建設明顯增多，村干部職務犯罪也隨之呈上升趨勢。
我市六縣一區均為國家級貧困縣，山地多，平地少，農村人口占大多數，這樣的環境下，村干部的影響力自然不可小覷，但是，經手的各項資金多了，農村“領頭羊”在貪念下也會變身吃羊狼。如柞水縣已判刑的原村干部李某，在給五保戶買米面油都由其妻子一手負責，交易價格也由自己說了算，花費票據自己隨意填寫，自己報銷。山陽縣兩岔村原村委會主任馮某，2007年，在該村修建村級黨員活動室時，采用重復報銷、虛列支出等手段，從中套取國家資金47358元。2008年，馮某在協助政府實施以工代賑易地扶貧搬遷過程中，利用職務之便，伙同村文書樂某(已判刑)虛報以工代賑易地扶貧搬遷，騙取補助款1.98萬元，前后貪污公款6萬多元。
打開一些百姓論壇，其中披露某些村干部濫用職權、生活腐化、自報自銷、以權謀私的貼子并不鮮見。甚至有些村干部仗著家族勢力大，手中握著關乎百姓利益的“生殺大權”，對村民任意施壓，動輒糾集一幫人對不聽話的村民一頓毆打，成為誰都惹不起的新土皇帝。一位網民告訴筆者，一些村干部從征地拆遷中獲取好處，利用職權為自己謀利益，已成為村里公開的秘密，但沒人敢說，即便說了也沒太大作用。
《村民組織法》第2條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為何規定中頻頻出現的民主，讓某些村干部一再忽視踐踏，肆意斂財，并使自治變獨裁，令村民敢怒不敢言，甚至成為難以清理的貪腐牛皮癬？
筆者認為，首先，這體現出了部分村干部素質偏低，沒有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基本意識。也反映出村干部選舉中存在的問題，一些村干部在選舉之前拉幫結派，用各種好處拉攏村民，甚至和個別鄉鎮干部勾結，在村民選舉上做手腳，走過場，用關系和金錢壓制村民意志，一旦賄選成功，便想方設法將自己在選舉中花去的成本賺回來。這樣選舉出來的干部必定動機不純，更不用指望其為百姓辦實事了。
其次，村干部大多是本地人，村民們往往因為不懂法律，或害怕打擊報復而不去或不敢舉報。同時，在農村沒有形成有效暢通的舉報網絡。由于農村面大，司法機關人力、財力有限，不能對農村職務犯罪及時主動發現，加之一些村干部反偵察能力逐漸增強，作案手段從簡單化向隱蔽化、智能化發展，使很多案件在司法機關發現時已經過了追訴時效。
另外，最為關健的是部分村村務管理不民主、不規范，村干部的行為缺乏有效的監督，表現為村務為少數村干部把持，對于村內的重大事項，如山林拍賣、土地補償款的分配等重大事項，只由幾個主要村干部說了算，幾乎不召開村民代表大會或村民會議。在村財務中，白條子入賬是極為普遍的現象，使得村干部的開支增加了隨意性，為職務犯罪開了方便之門。
在目前的反腐工作中，對于村干部職務犯罪高發態勢，有關部門應高度警覺，予以嚴厲打擊，以保護好村民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