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犬患”遇諸多難題
對于犬只傷人后養犬人的責任問題，銀川市公安人員表示，條例規定養犬人、管理人放任犬只恐嚇他人或縱犬傷人的，由公安部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進行查處。但發生犬只傷人事件后，很難證明養犬人縱犬傷人，犬主人的責任也就無法界定。因此，公安部門對犬主人無法采取強制手段，只能警告、勸說。
在銀川市，不僅烈性犬，寵物犬管理目前也面臨投訴難解決等問題。據了解，2009年僅銀川市興慶區就接到犬只擾民投訴近200件，其中40余件為反復協調解決無果后由政府督辦的案件。據興慶區城管局負責人介紹，犬只擾民投訴多且難解決，主要原因是養犬人不懼怕違規，即便被罰，也最多掏幾百元了事。而同樣的違規行為，在一些省市就得被罰數千元。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銀川市居民飼養犬只約3萬只，飼養數量呈逐年增加趨勢。與此同時，治理“犬患”卻遭遇諸多難題，這無疑為居民正常生活埋下隱患。
寧夏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副教授、綜義律師事務所律師馬建榮認為，公民飼養犬只，不僅是公民素質、修養的問題，還涉及法律問題，涉及他人合法權益的侵犯和保護問題。動物飼養人認為在自己的家里飼養，不會妨礙他人，進而對相關管理部門的管理行為表現出消極抵抗、拒不配合，甚至與管理部門發生暴力沖突的情況。但是，任何權利都是有“邊界”的，任何主體在行使自身權利的同時，需要負擔的法定義務就是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權利。
馬建榮說，各地的《養犬管理條例》執行遇阻的情況，特別是此類“藏獒事件”，均暴露了法律法規的漏洞或缺陷：執法部門配套措施的缺失、職責定位的不當，都會使執法履職行為步履維艱。另外，立法部門在將某一職責分配于特定機構時，對其相應的執法配套設施或執法權限應予以充分考慮，以理順各機構的職能分工，避免產生執法無據的被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