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南昌起義失利后，黨中央派遣賀龍、周逸群返回湘鄂西地區(qū)，著手組建紅軍，開展武裝斗爭，此后成功創(chuàng)建紅二軍團以及湘鄂西革命根據(jù)地。1931年3月，遵照中央指示，紅二軍團在湖北省長陽縣枝柘坪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下轄紅七師、紅八師、紅九師。當時，夏曦擔任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賀龍出任紅三軍軍長，政治委員先后為鄧中夏、萬濤，之后是關向應。
1932年9月，由于夏曦、張國燾推行王明“左”傾路線，致使湘鄂西和鄂豫皖革命根據(jù)地第四次反“圍剿”失敗。賀龍面臨著外部強敵瘋狂進攻、內部“左”傾路線干擾破壞的雙重困境，然而，他憑借著共產黨人的赤膽忠心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于1932年11月中下旬毅然率領紅三軍一萬四五千人撤離洪湖革命根據(jù)地，向湘鄂邊實施戰(zhàn)略轉移。在撤離途中，紅三軍于大洪山以北地區(qū)發(fā)現(xiàn)紅四方面軍的布告，得知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已率領紅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革命根據(jù)地進行西征。于是，紅三軍決定追趕紅四方面軍，期望兩軍盡快會合，并確定了繞道鄂西南、陜南前往湘鄂邊的行軍路線。
第四次反“圍剿”失敗后，紅三軍日夜兼程，行軍打仗不斷，兵員和彈藥損耗極大。并且，從大洪山出發(fā)時，夏曦在紅三軍中展開了極為殘酷的第二次“肅反”，且在沿途愈演愈烈。眾多高級指戰(zhàn)員被捆綁，部隊建制混亂，連不成連，排不成排，軍政干部齊全的團、營幾乎難覓，這種情況在紅七師和紅八師尤為嚴重。賀龍力挽狂瀾，指揮部隊突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層層圍追堵截，于1932年11月21日，從豫西盧氏縣官坡進入現(xiàn)今的丹鳳縣巒莊鎮(zhèn)灰池子。
紅三軍在向湘鄂邊戰(zhàn)略轉移途中，于11月下旬途經丹鳳境內，行軍路線為灰池子—武關—寺底鋪—橋耳溝—竹林關—石槽溝，隨后進入山陽縣境內。
紅三軍途經丹鳳境內時，發(fā)生了一次較大規(guī)模的戰(zhàn)斗——“寺底鋪戰(zhàn)斗”。當紅三軍長驅直入武關西進至寺底鋪附近時，與此前駐扎在此的國民黨劉鎮(zhèn)華六十四師的一個團遭遇。敵人搶先占領和尚臺，居高臨下，形勢極為嚴峻。賀龍軍長為打贏這場戰(zhàn)斗，親自找到參謀長唐赤英和王炳南，說道：“這是一場考驗，必須要打勝，打不勝，我們就難以繼續(xù)前行。”經過賀龍軍長的精心安排與部署，這場戰(zhàn)斗打得十分漂亮。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激戰(zhàn)，成功攻下制高點和尚臺，殲滅敵人一個營，我軍有3人犧牲，他們至今長眠于寺底鋪附近的二郎溝。寺底鋪戰(zhàn)斗結束后，從抓獲的俘虜口中得知，紅四方面軍已離開商洛地區(qū)，進入關中地區(qū)的西南部。紅三軍原計劃行軍路線中的龍駒寨、柞水一線均有重兵把守，國民黨已在關中平原集結兵力。紅三軍宣傳科科長樊哲祥將這一情況匯報給賀龍等領導人后，賀龍軍長當機立斷，遂命令部隊立即南下，從敵人兵力較為空虛的竹林關（當時屬山陽縣）、漫川關一帶突破敵人的堵截。
在紅三軍向湘鄂邊戰(zhàn)略轉移途中，夏曦大肆開展第二次“肅反”。他將賀龍軍長排除在紅三軍“肅反”委員會之外，部隊一邊打仗，保衛(wèi)部一邊抓人，聲稱要肅清混進紅三軍內部的“改良派”“第三黨”“AB團”（AB是英文反布爾什維克一詞的縮寫，原是20世紀20年代中國國民黨右派在江西成立的反革命組織，后被中共錯誤地擴大化打擊，成為當時“肅反”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對象）。紅三軍從大洪山六房嘴出發(fā)轉移后，在鄂東、豫西地區(qū)行軍打仗異常緊張，沿途“肅反”抓起來的干部來不及處決，就只能捆綁起來，讓他們騎馬隨部隊一同行軍。在我們前往武關對健在的年長老者進行征集采訪、座談時，許多長者表示，紅三軍到武關后，他們在街上親眼看到隊伍中有幾個被五花大綁的人，騎在馬上由士兵牽著前行。紅三軍過了竹林關避開敵人堵截后，夏曦便開始陸續(xù)處決“肅反”中認定的人員。在丹鳳縣的石槽溝口稻田里，就有一名同志被殺害，為節(jié)約子彈，竟被用刀活活砍死，慘狀令人痛心。在這次“肅反”中，師以上干部遭誣陷殺害的有紅三軍參謀長唐赤英、紅七師師長王一鳴、紅七師政委彭之玉，還有王鶴、李劍如等。1932年11月24日下午，紅三軍行軍至當時的竹林關鎮(zhèn)（今屬丹鳳縣），大部隊在竹林關街、邢家村、張塬一帶宿營。主要領導人賀龍等夜宿平浪宮（通稱楊氏廟）。就在這天晚上，賀龍與夏曦在平浪宮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夏曦的“肅反”行徑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甚至企圖對賀龍軍長下毒手，率先在平浪宮下了賀龍警衛(wèi)員的槍。賀龍目睹夏曦沿途將許多久經沙場的高級指揮員捆綁起來，早已憤怒至極，此刻又看到警衛(wèi)員的槍被下，便嚴厲地質問夏曦：“你這是什么意思？為什么你的警衛(wèi)員槍不下？”說著，他從腰間拔出一支勃朗寧手槍，猛地摔在桌子上，大聲怒斥道：“我這里還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給，這是我的，我當營長就帶著它了。”當時槍都上了頂門火，情況十分危急。夏曦理屈詞窮，無言以對，十分尷尬。由于政委關向應出面調停，緊張氣氛才得以緩和。賀龍和夏曦這一激烈的斗爭場面被著名作家白樺寫入電影《曙光》中，經考證，真實事發(fā)地就是現(xiàn)今丹鳳縣竹林關楊氏廟。
賀龍一向親民愛民。1932年11月23日，紅七師一個團在今丹鳳縣鐵峪鋪鎮(zhèn)油房坪村宿營時，不慎將騾馬店店主李正興的6間上房和6間廈房各燒毀一半。賀龍得知后，找到該師政委，問清情況。政委帶著李正興來到楊氏廟，賀龍熱情地接待了這位普通百姓，語重心長地對李正興說：“紅軍有‘三大紀律 八項注意’，其中‘損壞東西要賠償’。只是我們長途行軍，物資供給極為困難，我們盡最大努力，只能給你30塊銀元，作為部分賠償。”
無獨有偶，在今丹鳳縣竹林關鎮(zhèn)王塬村，也有紅三軍一部在此宿營。住在群眾李奇虎家的紅軍戰(zhàn)士不慎將房東的三間瓦房燒毀。由于主人被嚇跑，紅軍戰(zhàn)士一時找不到房主，便在廈房柜里留下30塊銀元及道歉信。紅三軍在當時經濟極為困難的情況下，仍能拿出30塊銀元作為賠償，實屬不易。后來回家的李奇虎發(fā)現(xiàn)后，拿著白花花的30塊銀元和道歉信逢人便講紅軍是人民的隊伍，夸贊紅軍真好！事情雖已過去將近一個世紀，但紅軍燒房賠款的故事至今仍在丹鳳縣廣大人民群眾中代代傳頌。
紅三軍行進至丹鳳縣竹林關鎮(zhèn)石槽溝溝垴時，突然看到大安嶺上地方民團張金剛帶領的人槍。紅軍戰(zhàn)士當即向他們喊話：“別誤會，我們只是借道而過。”雙方一直未發(fā)生沖突，避免了無辜群眾的傷亡。紅三軍經過丹鳳沿途時，許多群眾因不了解紅軍而被嚇得四處逃竄。紅軍指戰(zhàn)員主動喊話：“我們是窮人的軍隊，是打富濟貧的，不要害怕，不要跑。”在經過武關、竹林關街等一些群眾聚居的地方，他們邊走邊宣傳，大聲呼喊：“我們專打土豪，給窮人分田地！”等。通過宣傳，時常能說服那些不明真相、慌忙躲避的群眾返回家中。沿途寫標語是紅三軍政治宣傳的主要方式。紅三軍各部都有專人負責此項工作，他們用鍋墨、靛藍、石灰水等書寫標語。走到哪里就寫到哪里，在墻壁上、門板上、石巖上留下了許多標語。經我們在灰池子、武關、橋耳溝、竹林關等地調查，一些老人回憶，紅三軍在丹鳳境內刷寫過這樣的標語口號：“打土豪，分田地！”“紅軍是工人農民組織的武裝”“紅軍是老百姓的軍隊”“紅軍幫助農民不交地主的租”“紅軍不拉夫、不籌餉、不入民房”“打倒白軍，不殺士兵”等。經考證，紅三軍在丹鳳境內所寫標語均是用靛藍和石灰水寫成。除群眾回憶外，我們黨史工作者還親臨實地查看了今丹鳳縣武關鎮(zhèn)橋耳溝西嶺根段連祥后檐墻上的那條標語。雖然時過境遷，歷經風吹日曬，其中幾個字已脫落，但大部分字仍清晰可辨。經與有關知情同志核對，這條標語為“紅軍是工人農民組織的武裝！紅三軍宣”。由于紅三軍的宣傳深入人心，群眾的恐懼心理逐漸消除，開始積極為紅三軍辦事。寺底鋪戰(zhàn)斗結束后，一些傷病員得以在白色恐怖下，依靠群眾的掩護安全隱蔽下來；犧牲的重傷員也就地得到妥善安葬。一位隱蔽在周景茂家名叫來樹的傷員，就是在這位群眾的秘密掩護下，直到解放后才安全返回湖北老家。
紅三軍遠征途經丹鳳縣境時，是一支萬余人的大部隊，人數(shù)眾多，聲勢浩大，尤其是賀龍威名遠揚。當?shù)乩习傩瞻阉暑I的隊伍稱為“活龍活鳳”（“活龍”是賀龍的諧音，“活鳳”本指賀龍的姐姐賀英，經考證，賀英并未參加這次戰(zhàn)略轉移），至今丹鳳仍流傳著“活龍活鳳”能征善戰(zhàn)的神奇?zhèn)髡f。紅三軍于11月21日進入丹鳳縣境，11月24日進駐竹林關宿營。次日，按照賀龍軍長既定的行軍路線，全軍途經石槽溝，取道山陽漫川關、安康，折轉到湘鄂邊，又開啟了新的艱苦卓絕的斗爭。紅三軍遠征途經今丹鳳縣的時間雖然僅有短短四五天，卻在沿途首次播下了紅色革命火種，影響深遠。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永遠銘刻在丹鳳人民的心中，也必將永載中國革命的光榮史冊。
注：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今丹鳳縣縣域屬商縣、洛南、山陽、商南縣管轄。紅三軍經過時丹鳳還未設縣。
②二位作者均系丹鳳縣委原黨史辦干部，并親自參加了這一歷史專題的征集研究工作，搶救了大量“活”資料，寫出了許多生動、具體、翔實、有很高史料價值的文章，發(fā)表在各級黨史刊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