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教育注重培養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圖為沈陽藥科大學高職學院學生在中藥技能鑒定大賽中，進行中藥飲片鑒別盲認部分的測試。
2012年，我國高職院校畢業生在300人以下規模企業就業的有近六成，在50人以下規模企業就業的約三成。這些高技能青年勞動者為中小企業從人才與技術困境中“突圍”提供了一支生力軍。
我國適齡勞動人口已呈下降趨勢。為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我們面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緊要任務，亟須改變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大量廉價、非熟練勞動力增長的傳統模式。作為培養勞動技能人才的生力軍，職業教育應發揮重要作用。
輸出勞動生力軍
無論是中等職業教育還是高等職業教育，都已占相應階段教育的“半壁江山”。2011年，全國中等職業教育畢業生660萬人，占高中階段教育畢業生總數的45%；高等職業教育畢業生329萬人，占高等階段教育畢業生總數的54%。從人力資源的角度來看，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新增勞動力中，有一半由職業教育供給。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取得快速發展，這與我國連續多年經濟高速發展緊密相關。“職業教育與經濟發展聯系最密切，作用也最直接。”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馬樹超表示，“在由生存型社會轉向發展型社會的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地方經濟發展和職業教育呈現相互依存、共生共長的關系。”
如今，布局在各地，尤其是地級市及以下地區的職業院校，正成為協助城市實施“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戰略的推手，成為中小城市、小城鎮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重要人才平臺。
蘇州太倉，一個東部地區的縣級市，在城鎮化進程中，德資企業由原來的20家增加到170多家。當地吸引大量德資企業入駐的法寶，正是優質的高職教育。當地政府堅持“瞄準產業設專業，建好專業促產業”的思路，充分發揮健雄職業技術學院等高職教育資源優勢，調整專業結構，強化社會培訓，拓展國際合作，根據眾多德國企業聚集的特點和用工需求，主動打造職業教育的“雙元制”本土化新模式，為高質量城鎮化發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資源環境。
中西部地區迫切需要職教畢業生留在當地
從“送出去”到“留下來”
長期以來，不少中西部職業教育院校以畢業生能到沿海發達地區和大城市打工就業為辦學成就，形成了“送出去”的發展模式。但是，隨著中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當地企業越來越多地需要高素質的一線勞動者，迫切需要職教畢業生留在當地。中西部地區已開始調整職業教育發展策略，將原來主要服務發達地區產業用人需求轉向實施以服務當地產業為主的“留下來”發展策略。
以貴州銅仁職業技術學院為例，其學生三分之一來自銅仁，三分之一來自省內其他地區，余下的來自省外。學校改革教學內容，對接當地產業發展，讓學生在當地有足夠的發展空間。現在，學院80%的畢業生留在銅仁，為當地發展和新農村建設提供支撐。
在新形勢下，中西部地區的三線城市、縣域經濟體對職業教育的渴求更加強烈。正如四川省綿陽市市長林書成所說，如果高職院校能夠以一個專業帶動地方一個支柱產業，出多少錢政府都可以支持。
雖然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對職業教育的“需求差異”在縮小，但各地區職業教育的“供給差異”仍然相當大。根據全國教科規劃課題“區域職業教育均衡發展”對全國31個省區市職業教育發展情況的測算，2009年全國中等職業學校基本辦學條件未達標問題較為嚴重，區域之間差異較大，尤其是中西部地區高職院校辦學條件亟待提高。
馬樹超表示：“職教供給能力不足，說明當前一些地區發展職業教育的意識與理念還跟不上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需求，迫切需要轉變區域職業教育發展重心——從‘獲取一技之長’轉向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和‘拓展學生發展空間’兩個服務并重。”
涉農類專業畢業生數以百萬計，高中文化的農民增量僅幾萬人
探索獨特“服務域”
不可否認,盡管我國職業教育近年來發展迅速，但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職教學生社會地位、收入不高，社會支撐體系不完善等問題如鯁在喉。據統計，過去10年，我國學校培養了數以百萬計的涉農類專業畢業生。但是，根據2000年和2010年的兩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農民增量僅幾萬人。職業教育人才培養同樣面臨著“下不去、用不上”的結構性矛盾，說明職業教育本身亟須轉型升級。
日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積極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堅定不移實施主體功能區制度，使自然條件不同區域按照主體功能區定位推動發展。
馬樹超認為，國家推進區域均衡發展戰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需要努力推進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此背景下，區域職業教育應該更加積極地探索自己獨特的“服務域”和“發展域”。職業院校應該根據地方產業結構、產業政策、產業發展和人才規格的需求，緊貼地方產業發展，找準契合點，建立專業設置動態調整機制，形成專業結構與區域重點產業布局相適應、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與區域產業對技能人才需求相協調的發展格局，成為向政府促轉型和企業謀升級提供技術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
專家表示，職業教育需要轉變以升學率、高端就業率等為主的評價體系，以服務城鎮化建設、服務現代農業發展、拓寬畢業生就業空間為要求，鼓勵畢業生在三線城市、縣域城鎮和農村地區發展，逐步強化專業對口率等評價指標，并形成新的評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