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歷史，在極大程度上，是毛澤東、周恩來和蔣介石三個人的歷史。毛打敗了蔣的軍隊后就鞏固了自己在大陸的統治。這時候，中國共產黨人就把毛蔣的沖突實際上說成是上帝與魔鬼間的決戰。毛把自己看作功同兩千年前第一次統一中國的秦始皇。他的成功形成了全中國人對他的個人崇拜，人們把領袖奉為神明。周一般使自己處于次要地位，忠實地起著使機器運轉的作用。蔣則在臺灣進行統治，利用他那叫人俯首聽命的手段，維持了尊嚴。

　　在這三人中，我和蔣認識最早。我把他和蔣夫人當作朋友，而對另外兩個人則不然。我和蔣的關系是私交，也是同信仰、共原則的產物。但是贏得了大陸戰爭的還是毛和周。在這兩人中，周的眼光更具有持久的力量，簡言之，周也是我所認識的最有天賦的人物之一，他深刻地懂得權力的奧妙。所有這三個人都去世了，但是周留下來的影響卻在現代中國日益占據優勢。

　　1972年我首次訪問中國之前七個月，派了亨利·基辛格帶著秘密使命去北京，為安排這次訪問進行商談。基辛格在北京之行的兩天內，花了十七個多小時同周進行了直接、廣泛的討論。他回來向我報告說，他認定周可與戴高樂并列為他曾見過的“給人印象最深的”外國政治家。

　　雖然基辛格像我們大家一樣，講話偶爾也有夸大之處，但他卻很少背后大肆贊揚別人。在我會見了周并同他進行了一個星期的會談之后，我就意識到基辛格為什么這樣非同尋常地贊揚周了。

　　1972年我在結束中國之行的最后一次祝酒時曾說:“我們在這里已逗留了一周。這是改變了整個世界的一周。”有些觀察家覺得我被這次戲劇性的訪問沖昏了頭腦，過高地估價了它的意義。我相信歷史將會表明，如果在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系正常化方面不邁出這樣第一步，在同蘇聯實力對比上，我們現在幾乎一定會處于面臨危及生存的不利情況。1972年的《上海公報》以正式的形式肯定了外交突破。個人和形勢對此外交突破都起了作用。周恩來就是應該首先受到高度稱頌的一個人。

　　周是一個共產主義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風度的人物，是有獻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謀遠慮的現實主義者，是政治斗爭的能手和杰出的調解人。一個才識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這些錯綜復雜的角色，就會以思想和行動上的不知所措而告終。但是周能夠擔當任何一種角色，或者把所有各種角色同時擔當起來而不給人以優柔寡斷、出爾反爾的印象。對他來說，扮演這些角色并不是玩世不恭，不斷改換面具，反映了一個非常復雜而又精明的人的不同的側面，這些側面能在很大程度上說明為什么他的政治生涯如此漫長和豐富多彩。

　　作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專家，他能夠利用各種歷史性的機會，并忍受政治上的挫折和生活上的艱苦。他又擁有儒家的個人品德，能在外交沖突中出類拔萃，并成為千百萬中國人的“敬愛的領袖”。現實主義者的機敏，使他能精確地估計國內政治和國際外交背后的各種力量。在內部政治斗爭中不動聲色，能夠保證他的政策不因為他的去世而中斷，并且持續到毛以后的時代。調解人的策略和禮貌，使他在這些激烈分子企圖使國家分崩離析的時候，保持統一。

　　所有這些品質的交互作用，使周在共產黨最高領導層中的歲月比列寧、斯大林和毛都要長。

　　周的早年生活是一個革命領袖政治演變的典型范例。他誕生在上海西北約二百英里的江蘇省淮安城。當他的母親去世而他的父親又不能撫養他的時候，周氏家族收養了他，讓他在各叔伯家里輪著住。周的傳統的官僚世家從童年起就用中國的古典文學來教育他。但是當他同在滿洲沈陽城里的伯父母一起生活時，他進了幾年基督教傳教士辦的教會小學，一直上到15歲。就在這期間，他學了西方傳進的“新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