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周還親自集合機場上歡迎我們的儀仗隊。他們看上去都很強壯，個子很高，而且裝束無可挑剔。他挑選樂隊在宴會上演奏樂曲。我曉得他事先研究了我的背景材料，因為他選出了許多我所喜愛的樂曲，包括在我就職典禮上演奏過的“美麗的阿美利加”。此行之后，威廉·羅杰斯國務卿告訴我，有一次在同周會晤之前，一位年輕的婦女還給周送上過一份次日報紙的清樣，他挑出一些文章放在頭版刊登。

　　“偉大來自對細節的注意。”就周而言，這句箴言幾乎確實有幾分道理。然而，即使他在親自護理每一棵樹木時，也總能夠看到森林。

　　周還有著中國人另一種明顯的品質，即堅定不移的自信心。這種自信是中國人在他們的本土上由于享有數千年文化的最高成就而獲得的。不過中國人也意識到，他們的文化遺產分割成了兩部分。

　　一方面，由于中國過去兩個世紀中所蒙受的民族恥辱，更加強了周對外交粗魯失禮的敏感。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態度曾由我的已故朋友哈羅德·里(牛津大學的畢業生和香港居民)作過生動的描述。他對中國和西方的心理的了解是異乎尋常的。我在1965年問過他，如果美國承認北京政府，中國共產黨人會有什么反應。他的回答是格外地直言不諱。他說，他們會懷疑地問，“你們要承認我們？你們完全弄錯了。唯一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承認你們”。在1954年越南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發生的一件事，表明周對藐視中國民族尊嚴的敏感程度。周代表著中國，約翰·杜勒斯國務卿代表著美國。杜勒斯對一個記者說，“只有在我們的汽車相撞”的情況下，兩人才會會晤。一天上午，恰巧雙方都提前到達會場，他們彼此遭遇了。周伸出手來準備握手。杜勒斯搖搖頭，走出了會議室，完全藐視這位中國外交部長。六年之后，當他向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諾重提這件事時，還露出痛徹心扉的表情。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看，杜勒斯的怠慢是可以理解的。成千上萬的美國人被朝鮮戰爭中的共產黨中國的“志愿軍”殺害，臺灣蔣介石政府很快就要同我們簽訂共同防御條約，中國大陸和蘇聯聯合起來對付美國。不過，我深知這件事傷害了周。因此，當我首次抵達北京走下飛機扶梯的最后一級，向他走去時，就主動伸出了我的手。我們的握手留下了此行最值得紀念的照片。

　　另一方面，我們在同中國人相處中發現，他們很自信，所以他們能內省其行而不為他們的缺點而惶惶不安。周在我們談話中不斷地提到，他們需要了解和克服他們的不足之處。在我們第一次會晤時，他把他們方面的平均年齡同我方的進行對比時說，“我們的領導層中上年紀的人太多了，因此在這點上我們應該向你們學習”。后來在訪問中，他為我們在參觀明十三陵時的一件事表示歉意。原來有位下級官員組織了一群穿著鮮艷的孩子，教他們在我們一行人到達時應該做什么。他說道:“有人讓一些小孩子到那兒去美化陵墓，那是一種弄虛作假的表現。你們的新聞記者向我們指出了這點，我們承認這是錯誤的。我們自然不想掩蓋這個錯誤，我們已經批評了做這種事的人。”我在訪問中，不禁想起赫魯曉夫的夸夸其談，與赫魯曉夫相比，中國人的做法要高明得多。赫魯曉夫粗魯的自夸是明顯地要掩蓋他的自卑感。周的巧妙的自我批評卻是成熟的自信心的一個證明。不過我知道這大體上是一種處事的方式。事實上，中國人堅信不疑地認為，他們的文化和哲學極為優越，確信到時候就會戰勝我們的和其他任何人的文化和哲學。

　　周的智慧和個人魅力使許多人著了迷。這些人沒有認識到這些品質是和一個毫不留情的政治實干家的特點同時存在的。新聞記者弗里德·阿特萊說:周的吸引力是“難以抵擋的……他機智，有魅力而又有手腕”。西奧德·懷特承認:“在他面前，任何不信任的感覺或者對他還有些懷疑的判斷，幾乎都煙消云散。”在日本的一位中國新聞工作者說，“我應該說，他是我所見到過的給人印象最深的公眾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