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是按照他的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行動的，討好外國外交官和記者對這些利益是有好處的。不過一旦他的利益需要，他就會無情地與人斷絕交往。在我們的關系中，周恪守我們協議的文字和精神。然而他這樣做決不是為了尋求單純的友誼，他是為了他信奉的利益才建立友誼的。

　　西奧德·懷特是在延安認識周的，若干年之后的今天，他意識到對周充分信任是不太適當的，他把兩種形象聚到了一起，他寫道，周“如同本世紀任何共產主義運動產生的人物一樣，是一個卓越而又無情的人。他會以絕對的勇敢，以貓捕老鼠的靈巧，并以經過深思熟慮、破釜沉舟的決心行事。然而他還能夠表現出熱情親切、自然流露的人情味和彬彬有禮。”

　　周的個性很適合他擔任的這種政治角色，因為他如同一塊由幾種金屬煉成的合金，較之任何一種單一的元素更為堅實有力。周的政治才能在于能夠成功地扮演明爭暗斗的能手和調和者這兩種角色。

　　周恩來:來自達官門第的革命家（5）字體 [大 中 小] 一個新聞記者有一次問周，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人，他首先是一個中國人還是首先是一個共產黨人。周答道:“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其次才是一個共產黨人。”周的同事們當然都是中國國民。但是他們大多數首先是共產黨人，其次才是中國人。周也深深地信仰他的主義，但是把這種信仰推向極端卻不是他的本性。

　　周的官僚家庭背景也使他同他的同事們有所不同。他的家庭是在舊中國的那一套處世哲學中培育出來的。他的家庭的成員幾世紀里都保持了他們的社會地位，用中國的古書教育他們的孩子，把他們安插在帝國官僚機構里。周在青年時期就拋棄了中國社會的哲學基礎，但他絕不可能擺脫掉自己身上的舊文化的烙印，他也不愿如此。他對中國的過去，對那些值得保留的“舊社會”的因素，總是保持著一定的尊敬。

　　周不同于大部分中國共產黨人，他對他的過去和家庭反復表示感激。1941年在一次恢復國共兩黨抗日聯盟談判的間歇中間他對一小群人談論過。對聽眾里的中國人而言，他如下的一番話激起了人們發自內心的同感。他深沉地說，他的愿望是打敗日本人，那就可以在他母親的墳前祭奠，他說道:“至于我，我今天的一切和我所期望于自己的一切，都多虧了我的母親。她的墳地如今在日本占領下的浙江。我多么想能馬上回到那里，去清除她墳上的野草。這是一個把自己的一生獻給革命和國家的游子能為他母親做的起碼事情。”

　　也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周的父親--一個似乎在事業上毫無成就的人--寫信向他著名的兒子要錢。周就客客氣氣地把他微薄薪金的一部分寄了去。1942年他父親去世時，周在共產黨報紙上按家庭傳統要求的方式登了一個訃告。這個行動一定會使不少革命同伙們瞠目結舌。

　　在1972年歷史性會見之前許多年，周對一位記者說過，我們兩國之間沒有正式關系，那是美國的過錯。他說任何一個美國人在中國都會受到歡迎，不過這應當是互惠的。他又說:“中國有句古話:'來而不往非禮也。'”他強調說，“這是孔夫子說的，他并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把孔夫子作為一個權威來引證，對一個中國共產黨領袖來說，似乎有些不相稱。但是對于周來說，這件事是完全符合他的特點的。孔夫子認為統治社會的“君子”和“士大夫”有才智、尊嚴、風雅、仁慈、決心和毅力。周的教養使他具備這些品質。

　　這些品德使周處理個人的政治關系卓有成效，并幫助他同對手們共處了整整半個世紀。按照一度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員的張國燾的說法，周屬于這樣一類人，為人和順，善于結交朋友，從不走極端，總是能使自己適應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