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檢驗了斯大林的新作用，當然，是用反證法來考驗的。由于在蘇聯取得了政權，由于黨內和社會上那些放棄國際革命的階層的幫助，更由于國際資產階級的（間接但非常實際）的幫助，斯大林自動變成了共產國際的領袖，并且因此變成了中國革命的領袖。官僚機構的幕后主角，在大革命潮流的事變中，也必須明確地把他的立場和方法展示出來。在這股潮流中，斯大林的作用，表現得悲慘而自相矛盾。他教中國工人附屬于資產階級，制止土地革命，擁護反動將軍，解除工人武裝，阻止蘇維埃的實現并且消滅那些已經實現的。作了這些以后，斯大林還完成了孟什維克企圖在俄國完成的歷史任務。其不同之處是：孟什維克在公開的舞臺上活動，他們受到列寧派攻擊以后，就企圖把被他們欺騙的工人階級，出賣給資產階級，對此，他們必須馬上并且公開承擔自己的政治責任。而斯大林在中國的活動，自始即是藏在幕后的，他被蘇聯政權所掩護，而且打著列寧的旗幟。1917年夏天，孟什維克藉資產階級的手來鎮壓列寧派，以鞏固自己在工農代表大會的地位。1927年的冬天，斯大林自己動手，迫害黨內殘存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左翼反對派）。1917年資產階級對列寧派的鎮壓，被革命高潮打的粉碎；斯大林的鎮壓，則從革命退潮中汲取力量。為什么斯大林能夠用純粹的孟什維克政策，在中國革命中，一直"試驗"到底（也即是說試驗到最悲慘的失敗）？這就是原因。

　　最近，斯大林的政策有了一個左轉彎的突變。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這個小插曲里面（這個左轉彎的意義雖大，仍只是歷史上的一個小插曲），只有那些非常短視的人們，不了解人類意識的辯證法與歷史發展辯證法的關系，才以為它與以前斯大林的政策，是絕對矛盾的。革命的衰落與它的高漲一樣，不是沿著直線進行的。革命退潮時，經驗主義的領袖，在一定的時候，勢必要對自己踩在叛變深淵的邊緣，感到驚恐。當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時候，斯大林正是被他自己的政策，趕到這深淵的邊緣。前面是無產階級形形色色的敵人，后面是不久前的無產階級革命，斯大林在中間掙扎著。哥德說“你以為你自己在動，其實是外力推著你動”，這里正是這樣。因為官僚機關的蛻化變質不是一個平衡的進程，因為群眾中的革命傾向還根深蒂固，所以官僚機關從“熱月”政變（注九）的深淵邊緣，在政策上向左轉，馬上就獲得了廣大的擁護，和保持這種政策的力量。這個左轉彎，帶有一種恐慌的跳躍性質。正因為經驗主義者斯大林不能預見任何事情，直等到他臨近峭壁懸崖的時候，他才知道危機的嚴重。這種左轉彎的理論，還是我們替他準備的。但是，他祇能夠胡亂利用左翼反對派的一些零碎提議，一些個別的，與整體割裂開來的口號。這正合乎一個經驗主義者的行徑。但是這種劇烈的向左急轉彎，并不改變官僚制度蛻化變質的基本演進過裎，也不改變斯大林自身的性質。

　　斯大林缺乏理論的準備，缺乏宏大的觀察力和創造性的思想。一個人若沒有這些特點，便不能在廣大的范圍上獨立的工作。這是為什么列寧曾估計斯大林的理想位置，是當一個實際工作的助理，并且向黨提議，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位置撤去，因為那時已經很清楚，這個位置已經在發揮獨立的政治影響。列寧從沒有把斯大林當作政治的領袖看待。

　　在1917年以前，要是沒有黨內一流的大哥大姐們提攜，斯大林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通常總是采取機會主義的立場。假使說，列寧與斯大林從沒有過什么重大的理論或政治沖突，如同他和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甚至李可夫那樣，那不過是因為斯大林從不曾堅持他在原則問題上的意見。每次與列寧發生不同意見的時候，他總是保持沉默，暫時走開，等待時機。正因為如此，列寧常常與斯大林有組織上與精神上的沖突，這些沖突常常是很尖銳的。列寧對于斯大林的那些缺點，在他的“遺囑”上，雖然在形式上批評得很謹慎，可是在本質上是非常無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