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周三的下午，北京市十一學校都會邀請一位名家走進校園，與學生面對面交流，迄今已有上百位名家來到學校，其中不乏著名作家，如莫言、鄭淵潔等。在重慶，曹文軒也走進小學校園，開辦講座。其他一些地方，也不時能夠看到邀請作家進校講課的消息。
對于這類消息，人們通常的反應是，這對學生來說是好事，能見識一下名家風采，分享作家的寫作經驗，沒準能在作家的鼓勵之下，催生出幾位學生作家。但反過來想，作家進校園，對他們而言，何嘗不是一次學習、體驗的機會？
五四時期的作家，常與學生打成一片，他們的文章，也常圍繞學生而寫，那個時候沒有作家進校園一說，作為社會思潮的引領者，在校園、街頭、廣場、工廠等各個地方，都能見到作家的身影。但近一二十年來，作家仿佛成為躲進象牙塔里的生物，在各種公共活動中，難以見到他們的身影。即便在被稱為文學“黃金時代”的1990年代，作家也神龍見首不見尾，偶像化的同時也神秘化，為十幾年后的淪落埋下了伏筆。
作家的影響不再，和他們躲在自我小天地里自娛自樂不無關系。寫城市文學的作家沒在城市待過幾天，寫鄉土文學的作家在城市里憑借記憶與想象寫作，固守固有的寫作觀念，與蒸騰的時代氣息幾乎沒有關系，這讓作家少了一些生猛，多了不少迂腐。最近幾年，文學商業化在強行撬動懶惰的作家們的嘴，讓他們開始重新出現在言說第一線，利益開始驅動作家重返公共生活，這雖然在所難免地出現一些負面的東西，但整體來看值得高興，畢竟人們的視野，不能總被娛樂明星霸占，大批作家出來搶風頭，是好跡象。
要搶得讀者，先要搶得學生的喜愛，走進校園，讓這些作家的價值得到了最直接也最明顯的體現，對于思想處在最佳接受期的學生來說，多受一些有良知作家的感召，就能抵消許多來自社會喧囂氛圍帶來的不良影響，而作家在與學生的互動過程中，也會激發潛藏在內心的創造力，寫出更有生活質感或更有力的作品。
為了激活校園內的人文氣息，一些大學啟動了“駐校作家”制，邀請著名作家“駐校”寫作。在國外，名作家駐校是很常見的事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福克納自從1957年起就擔任弗吉尼亞大學的駐校作家，直到1962年去世，在此期間，他做過無數次公開演講，深受歡迎，其錄音經整理后以《福克納在大學》為名出版。同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貝婁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學、波士頓大學，直接為大學新生授課，大多涉及創意寫作等文學課程，在文學界和學術界傳為佳話。
國內大學的“駐校作家”也有一些，但綜合來看，還是有些形式大于內容，更貌似于“榮譽作家”，僅滿足于幾次講座或幾次與學生的見面，難以在校園扎下根來，更不用說在校園與學生有什么思想激蕩，創作出什么有影響力的作品。此外，必須要點明的是，不少作家進校園傳播思想、交流文學只是個幌子，賣書才是他們的真實用意，鄭淵潔曾公開表示，自己到學校只講課，不但不賣書，也不收講課費，能做到鄭淵潔這樣的作家有多少？
作家進校園，無論于作家本人而言，還是于學校、學生乃至社會而言，都有著良性的刺激，校園應是作家再成長的土壤，是作家再次深入社會的一個踏板，現在學校的“校園精神”普遍缺失，但愿真正走進校園的作家，能在這方面做一些個人的努力。（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