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一段時間里，商縣(今商州區)不少人都是住草房，穿草鞋，睡鋪著草的土炕。
那時，不僅鄉下人住草房，就連城墻以內也有一些人住的是草房。一些上了年紀的人可能還記得，西門口城墻根那三間草房一直存在到上世紀60年代初，屋里住著老兩口，房內一半住人，一半圈豬，老人以養母豬賣豬娃為生。時間長了，方圓幾十里養母豬的人都把豬娃運到這里來賣，這里就成了遠近聞名的“豬娃集”。商縣有草房，那么大城市西安又是什么樣子呢？1954年春，我受單位指派與另一名同志去西安調查一件事情，這是我第一次去西安，心想西安肯定不會和商縣一樣到處都是草房。當時去西安每天只有一趟班車，我倆和其他乘客同坐一輛卡車，上午出發，下午到了西安解放門車站，出了站向北就是西安火車站，車站廣場非常大。當時天色快晚，我倆顧不得細看，在附近的小攤上隨便買了些東西，就趕緊去登記了旅社。晚上我倆都怕走失了，沒敢上街，第二天一大早出了旅社去看火車，但是沒票不能進站，只能在外面聽火車叫。隨后又去汽車站周圍轉了一圈，原來兩個車站的位置都在北城墻根，車站附近除少數小樓房外，多半都是瓦房，城墻根上還有不少比草房更矮更小的草棚，據說里面住的多半是從河南逃難過來的人。我們要找的人，一家住在龍首村，一家住在大雁塔，去這兩個地方沒有車，只能步行。兩個村子周圍全都是農田，兩家人住的都是草房，不同的是龍首村那家的草房只有兩間，窗子是用樹枝撐的，屋里屋外顯得臟亂，大雁塔那家住的草房是三間，房屋內外收拾得很干凈，安的是格子窗，堂屋放著一條裝糧食的紅柜，柜上擺著一行裝東西的瓦罐，亮得幾乎能照見人。主婦是一位六十多歲的小腳老人，據她講，她家人經幾代都有一條家規，媳婦每天早晨起來，第一件事就是打掃庭院，并要將屋內所有家具齊擦一遍，所以她家的木柜、瓦罐才起明發亮。
那個年代之所以有那么多穿草鞋的人，主要是因為布鞋貴而穿不起，同時穿草鞋下地干活不怕弄臟，過河也不用脫鞋，上山還能把滑。家家戶戶都有個打草鞋的耙子，下雨天，農閑時，男人們就在家里打草鞋。草鞋有兩種，一種是龍須草編的，一種是稻草編的，龍須草鞋是草鞋中的上品。草鞋又分為偏耳和滿耳，冬天穿滿耳，包上腳布比較暖和；夏天穿偏耳，圖的是涼快。除過草鞋，商縣不少地方還興麻鞋。麻鞋比草鞋高級一些，也不太磨腳，深受當時的年輕人喜歡，但它的價格比草鞋貴得多，所以穿的人少。那時不光男人穿草鞋，就連一些小腳女人也給自己編一些小草鞋，下雨天出門或下地干活時套在小布鞋上，既把滑，又不容易將小布鞋弄臟。草鞋不光農村人穿，城里人穿的也不少，就連西安一些大學校園和機關單位也不乏穿草鞋的人。當時還有一個說法，夏天穿草鞋能防治腳氣。
土炕上鋪草取暖，不僅我們這里是這樣，聽說西北幾個省的不少地方都是這樣。1952年我在師范讀書時，全校學生都住的是地鋪，冬天必須鋪一層厚草，否則就凍得無法入睡。后來到了機關單位，沒有了建土炕的條件，大家都睡的是單人床。一到冬天，一些年紀大的同志怕冷，將兩條麻袋縫在一起，裝上麥草鋪在床上，暖和得很。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縣上一年最少開一次三級干部會議，參加會議的人除聽報告去禮堂或影劇院外，其余學習、討論、睡覺時間都在草鋪上。文革后期，商縣縣委、人委干部在金陵寺辦斗、批、改學習班的幾個月時間里，也都睡的是草鋪。
如今，城市里高樓林立，農村不但再也看不到草房，不少人家也住上了小洋樓，土炕和草褥子已經被席夢思取代，大多數人都穿上了漂亮時尚的皮鞋。所有這些翻天覆地的變化，都發生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我堅信，十八大以后，我們國家會更加富裕，人民生活會更加幸福，一定會有更多的奇跡不斷出現。（商洛之窗 齊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