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最終換來醫療體制的健康，北京市衛計委決定對公立醫院做個大“手術”，摘除特需醫療這顆“腫瘤”。
盡管“手術”的具體時間還未確定，消息剛一發布，各路觀點的交鋒便足以讓人感受到“手術”的風險和難度。
事實上，經歷17個年頭的生長，這顆“腫瘤”已經在宿主的心臟邊上安了家。
“人們對于特需醫療服務有需求，并且公立醫院在這方面有資源優勢，為什么要將這些優勢服務讓給民營醫療機構去做？”北京市朝陽醫院院長陳勇在面對媒體時發出質問。
“公立醫院有國家的財政投入，就應該按照公立的原則辦事。”中國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朱恒鵬的觀點針鋒相對，“與民營醫院相比，公立醫院占有眾多資源還要爭奪高端醫療的市場，這種競爭打從一開始就不公平。”
有專家分析，留給特需的時間差不多還有3至5年，而當下，這顆“腫瘤”到底該不該被切除，怎樣做才能在去除病灶的同時不傷及公立醫院的機體，是它留給社會的一個難題。
在北京的一些公立醫院里，想要得到一張特需病床，即使是有錢人也要費些腦筋
在經濟條件僅夠蝸居普通病房的患者家屬小張眼里，公立醫院的特需醫療就像是對貧窮的一種嘲弄。
因為經常需要陪著懷孕的妻子產檢，小張曾經對特需醫療部的患者“在護士陪同下理直氣壯插隊”的行為感到氣憤，而如今卻已經見怪不怪了。“誰讓我們出不起錢呢。”他自嘲道。
“想在中國看病？先富起來再說吧。”感慨于中國公立醫院的特需服務帶給富人們的便利，美國一家媒體這樣評論。
曾有媒體描述中國大城市公立醫院的現狀是：花數十倍于普通掛號價格的費用，就可以掛特需門診，從而免去徹夜排隊的辛苦，更為便捷地得到頂級專家的診治；而支付4到5倍于普通病房的價錢換來的一張特需病床，其背后所包含的意義，還可能包括：專家一對一的服務，護士更為細致的照顧，以及做檢查時得以插隊優先的特權。
更有甚者，據媒體報道，今年5月，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竟然在手術室門口設立了茶座，將原本就人滿為患的公共走廊一分為二。那些焦灼等待親人從手術室出來的病患家屬，只能“更為緊密地”擠在一起，任由走廊的另一半空空蕩蕩。
事實上，美國媒體只說對了一半。在北京的一些公立醫院里，想要得到一張特需病床，即使是有錢人也要費些腦筋。
“現在的有錢人太多了。不動用些私人關系，舉著錢都不一定住得進來。”一位借助私人關系幫妻子成功入住特需病房的男士感慨道。
按照我國2009年新醫改方案的要求：公立醫院提供特需醫療的病床數不能超過醫院總病床數的5%～10%。
心血管內科專家周樂今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若干年前在云南省人民醫院工作的時候，來特需醫療就診的多數患者來自醫院的利益相關單位。
“公立醫院應該是公正、公平的。”周樂今加重了語氣，“把最好的專家資源集中在特需，老百姓卻難以企及，這顯然背離了公立醫院的宗旨。”
在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婦產科醫生龔曉明看來，公立醫院特需醫療現狀確實有點兒“不倫不類”。在他所在的醫院，特需病床雖然不足總病床數的10%，但其收入卻差不多占到總收入的60%。
“看病的人依然多，對患者來說體現不出服務的改善；價格雖然高，對醫生來說診費卻依然低于市場行情。”這位曾經的協和醫院婦產科醫生這樣評價。
在“從來沒有空床位”的北京協和醫院，其官網顯示：在該院總計1855張床位中，急診科床位占36張，兒科占40張，而特需病房占149張，是前者總和的近兩倍。
據最初參與過公立醫院開展特需醫療前期調研的現北京醫師協會秘書長許朔介紹，特需服務的雛形是為了順應中國“入世”而在外賓門診基礎上改良的產物。命名時，衛生局的意見是稱之為“特需醫療”，而醫院卻稱之為“國際醫療部”，就是因為覺得很難作出精準的定義。
時至今日，在定義和邊界都模糊不清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特需醫療，給人的印象就是多花錢，甚至連一些醫生都無法對其進行準確界定。
一名廣東省級三甲醫院的醫生略顯遲疑地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我們這兒有一個裝修得像星級賓館一樣的醫學中心，護士不僅受過專業的醫護訓練，還曾在五星級的酒店接受過培訓，會全程引導、陪伴患者到不同的地點就診、檢查。不知道這算特需嗎？”
“特需門診是我們普通百姓唯一的福利了，這項服務不知道幫我們免去了多少次辛苦的凌晨排隊。”
就像難以給這項醫療服務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一樣，人們對于這顆“腫瘤”到底是惡性還是良性的爭論也一直僵持不下。在相當一部分人眼里，特需醫療甚至有種“彼之砒霜，我之蜜糖”的意味。
做了12年醫療社工的鄭鶴紅更愿意將特需門診稱作“普通老百姓的福利”。
她所在的社會組織致力于幫助貧困的患病兒童，不少患兒的家庭在偏遠的西部地區，常常需要他們這些社工先拿著孩子們的病歷，去北京各大三甲醫院排隊掛號，咨詢專家。
在這座每天有70萬外地人前來求醫問藥的城市，即使在凌晨兩點，一些著名公立醫院掛號窗口前的隊伍就已經悄然形成。像協和醫院、北京兒童醫院這樣的大醫院里，馬扎、報紙、塑料布甚至鞋子都成了排隊占位的工具，一些外地來的父母甚至抱著孩子坐在地上，一等就是一宿。
對這些人來說，相比于黃牛手中動輒上千元的高價普通門診號，最高300元的特需門診號顯然是一個可能的選擇：他們可以在掛號當天就看上最頂級的專家，還省去了因為等號可能要花費的住宿和吃飯的費用。
“特需門診是我們普通百姓唯一的福利了，這項服務不知道幫我們免去了多少次辛苦的凌晨排隊。”
不少北京的媽媽在論壇交流經驗的時候也會談起特需的好處，“整個懷孕期間，掛普通門診和特需門診的比例差不多一半對一半”，“每次去醫院產檢，人都多到嚇人，趕上身體突然不適的時候，幸虧還有特需可以掛”。
而長期面對社會的詬病，坐診特需的醫生們也有話要說。
“有人說醫生更愿意誘導病人掛特需，價錢貴了，醫生臉上也有笑容了。”中日友好醫院肛腸科主任王晏美語氣帶著無奈，“可事實是，一下午看80個病人和看10個病人相比，那感覺能一樣嗎？”
平時坐診普通門診和專家門診的時候，常常是一個患者還沒看完，桌子邊上就圍過來四五個其他患者和家屬，急著問東問西。
在隱私性比較強的肛腸科，這樣的情況不僅令患者尷尬，也時常讓身為醫生的王晏美感到不舒服，甚至有時說話時禁不住帶點火氣。
對于坊間關于“有醫生為了斂財只愿意出特需，平日里都不坐診”的傳言，他解釋道，事實上，衛生局對醫生有規定，三級醫院主任醫師出門診次數平均每周不少于3個半天，副主任醫師出門診次數平均每周不少于5個半天。
有專家稱，對于公立醫院來說，在目前政府差額撥款及其他相關體制機制尚未配套改革的情況下，特需醫療是實現其自身收支平衡，彌補資金不足的重要來源。
廣東省人民醫院的心血管外科主任醫師范瑞新則吐槽：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沒有問題，但與此同時，醫院的運營只能“國家投入多少，醫院付出多少。”
他舉例說：“假如國家投入給醫院的經費只夠醫院一年接診5000個病人，做3000個手術，那醫院就只能按照這個標準完成任務，剩下的患者交給社會醫療資源。”但他懷疑，社會醫療資源是否有能力承接這項任務。
朝陽醫院執行院長陳勇與之有相似的感受。在2014年公立醫院改革高層論壇上，他說：“對于北京的公立醫院會繼上海之后取消特需門診這項政策，我承認出發點是好的，但效果一定是差的。我們現在總是強調要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可是現在把特需門診剝離給社會資源辦，公立醫院的優質資源不許用，社會資源的優質資源又從哪兒來？”
“這三個方面準備好了，隨時都是消除特需的最好時機。”
根據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和醫學人文研究院聯合在2010年進行的一項調查，48.6%的人贊同特需醫療，51.4%的人表示反對。比例上的微小差距，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人們對這個問題的爭議相持不下。
而事實上，通過問卷分析顯示，矛盾雙方爭論的實質，依舊繞不開“公平”這個話題。
正如廣東省衛生計生委副主任廖新波的觀點：作為政府資產的公立醫院，應是讓所有人都享有一種相對公平的醫療服務。政府在醫改中的責任是將基本醫療服務作為公共產品向全社會公平地提供，將不能管也不應該管的事交由社會來辦。取消公立醫院特需服務勢在必行。
然而，“缺失了特需醫療這部分的收入，公立醫院的巨大損失又該如何彌補？”
“公立醫院回歸公益了之后，社會資源有能力承接特需服務嗎？”
“如果特需真的取消了，迫切需要看病的人怎么辦呢？”
這一系列問題將隨著公立醫院斬斷“特需醫療”的同時，在社會上產生強烈的痛感。
北京市衛計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在公立醫院改革的進程中，政府對于醫療服務價格首先應有一個更合理的調整，同時對于醫護人員薪酬制度體系的建設、對公立醫院實行的財政補助機制實行改革。“這樣公立醫院就沒有必要通過開展特需服務來創收了，能夠更好地保障基本醫療，堅持其公益性屬性。”
朱恒鵬認為，對于促進社會醫療資源的發展和解決看病難這兩個問題的最關鍵舉措，還是要放開醫生自由執業，把醫生釋放出來。
在他看來，特需雖然為相當一部分患者提供了相對便捷的掛號途徑，卻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看病難的問題。
“只有開放醫生自由執業，才能有效平衡社會醫療資源，將公立醫院的人群分流。”他說。
他同時強調，開放自由執業，或者最起碼開放醫生的多點執業，必須在特需醫療被“切除”前完成。
廖新波則認為，公立醫院要取消特需醫療，必須事先為醫生找到一個可以體現醫生勞動價值的渠道，“自由執業是其中之一”。
“政府必須在三個方面齊頭并進：建立公立醫院完善的財政補償機制，支持社會資本辦醫和對公立醫院朝著公益性方向的引導。”他說。
至于這顆勢必要被摘除的腫瘤，“這三個方面準備好了，隨時都是消除特需的最好時機”。本報記者 張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