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漢族王朝慣用的嫡長繼承制并不符合滿族傳統。關外時期，滿族多采八旗推選制，入關后，也多有平衡八旗勢力等考慮。太宗皇太極、世祖福臨，甚至康熙本人都并非嫡長子，也不是以太子身份繼位。康熙意圖效法前代，于康熙十四年立次子胤礽為皇太子，但康熙四十七年、五十一年發生了著名的兩廢太子事件，之后直至康熙駕崩，再無太子之立。在這種背景下，儲位虛懸，并無法定繼承人，遺詔才成為繼位人選的決定性因素。

　　2、“康熙遺詔”的出臺與作用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戌刻，康熙駕崩于暢春園。按雍正自己寫成的《大義覺迷錄》所言，康熙臨終時將遺言宣付負責禁衛的隆科多，由隆科多傳口諭，令雍正入繼大統。據《上諭內閣》記載，三日后即十六日，胤禛公布了所謂遺詔，且只宣讀了滿文本。不管是篡位派或繼位派的學者，都認同此做法的原因是：當時漢文詔書尚未寫就，故不得不如此。而更有學者指出：康熙確曾用滿文宣布了遺言，根據這個遺言，十六日暫時寫就了滿文草稿，但遺言并不利于皇四子，故此不能馬上公布（金恒源《康熙遺言與康熙遺詔關系》）。無論如何，從中可以證明一件事：即現存所有“康熙遺詔”，至少都是在十一月十六日后再行做成，在十三日康熙帝駕崩時，只有口諭而已。因此，這次三體文字合璧的遼詔，恐怕更晚于現存漢文詔書與滿漢合璧詔書，據此定案說服力有限。

　　而幾乎就在雍正登基同時，各種懷疑、流言就接踵而至。康熙末年殘酷的儲位斗爭，讓各位皇子都難以接受既成事實。故各種說法真偽摻雜，紛至沓來，也給日后的歷史研究造成極大混亂。此中流傳最廣者，即為改詔說。本次遼詔公開，很多人認為雍正合法繼位的立論依據，其實在于根據它可以判斷改詔說難以成立。

　　所謂改詔說大致有二，其一較為流行，即“傳位十四子”改“傳位于四子”（參見《大義覺迷錄》）或“傳位第四子”；其二為“傳位于胤禎（十四子名）”改為“傳位于胤禛”（參見金承藝《清朝帝位之爭史實考》）。兩種說法都曾引起學界辯駁，本次遼詔出現，很多人也從三種文字的寫法來論證改詔為不可能。但實際上，無論詔書是以漢文、滿漢文還是滿蒙漢文寫就，改詔說從邏輯與事實兩方面本身就都難以說通。改詔一事風險極大，不論任何高明的寫手，都難保不留下痕跡，容易欲蓋彌彰、弄巧成拙。而且如果冒著風險改詔，必須具備兩大前提。第一，康熙曾公開表明自己已擬好遺詔，并宣布于某處保存。第二，詔書當于皇帝駕崩之時當眾取出宣讀。否則，根據前文所論遺詔的性質，則改詔不如重新制作一份詔書便利。康熙是于出獵途中突發疾病，至暢春園休息而突然駕崩，而任何史籍都沒有言明已有遺詔。退一步講，就算史籍都經過雍正即位后的修改消除了痕跡，也很難想象康熙出獵會隨身攜帶遺詔。而三日后才發布詔書，不難看出雍正有時間有條件制作詔書。故而改詔一說，本來就于情于理難以成立。因此遼詔至多證明雍正沒有改詔，依然無法成為判斷雍正皇帝即位情況的關鍵證據。

　　3、關于雍正即位的一點看法

　　為了澄清社會上關于滿漢關系、皇位正統性以及其他于己不利的種種流言，雍正七年，雍正親自寫了《大義覺迷錄》頒布天下。其中有他對即位情況的自述：當時胤禛替代其父在天壇祭天，聽聞康熙身體不適，屢次請求探視均未果。但十一月十三日，突于祭所接到召見通知：“朕未至暢春園之先，皇考命誠親王允祉、淳親王允佑、阿其那、塞思黑……原任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諭曰：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即皇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