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xiàn)代社會，沒有證人作證便沒有訴訟，而沒有證人保護則沒有證言。對此，英國著名大法官丹寧勛爵曾注解說：“每個法院都必須依靠證人，證人應當自由地、無所顧慮地作證，這對執(zhí)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由此可見，在任何國家有效開展證人保護工作，對于夯實法制基業(y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這一觀念很久以來就為國人所認識。特別是在１９９６年修改刑事訴訟法和世紀之交醞釀制定證據法的時期，關于構建我國證人保護制度的呼聲一度成為社會強音。不久前媒體披露的舉報人（廣義上的證人）鮑某等要求異地安置的事件，引起舊話重提。

　　據報道，遼寧錦州交通銀行的鮑某等三位工作人員向審計署舉報了一起大案，挽回了上億元的經濟損失。現(xiàn)在案件業(yè)已查實，司法程序也已啟動。然而，他們的生活卻不再平靜，不僅經常被跟蹤、多次接到恐嚇電話，而且還有一人被歹徒刺傷……

　　為了“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他們找到了國家審計署，希望協(xié)調解決異地安置問題——安排三家人舉家遷往北京。審計部門將這一要求通報給了交通銀行總行，該行同意異地安置，但地點要選在沈陽等東北城市。對此，證人們堅決不同意，理由是安置地點太近不能確保安全；而交通銀行則表示，畢竟自己只是一家企業(yè)，只能在系統(tǒng)內解決職工的安置問題，把證人及其家屬遷至北京等直轄市難于登天。幾位證人對“隱身”方案極為不滿，不斷上訪……

　　人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一事件？一方面，證人們的要求合理合法，“沒有一種法律制度有正當理由能強迫證人作證，而在發(fā)現(xiàn)證人作證受到侵害時又拒絕給予援助”（丹寧勛爵語）；另一方面，交通銀行的說法言之鑿鑿，一個企業(yè)能如此安置已然竭盡全力。在筆者看來，其中問題在于混淆了保護證人的責任主體。

　　從我國的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來看，各地司法機關是證人保護的實施者。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也相應地規(guī)定了人民法院保護證人的若干情形。但這些條款顯然過于模糊，并未為保護證人的職責明確定位：它究竟是辦案機關作為控訴方、裁判者的連帶責任，還是履行一種超然于訴訟的、專門性的國家責任？還有，被告人、被害人等各方當事人有無相關的責任？

　　在學理上，我國也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對立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保護證人是當事人的事。理由很簡單：證人的行為歸根到底是為了維護當事人——如本案中的交通銀行——的利益，依據“誰受益、誰保護”的道理，理應由其承擔保護證人的法律責任。換言之，證人作證的內容對哪一方當事人更有利，則由其負責傳喚證人、提供經濟補償及承擔保護責任。刑事案件如此，民事、行政案件乃至其他執(zhí)法活動概莫能外。第二種觀點則認為，保護證人是一種國家責任，因為出庭作證者是國家的證人，而非當事人的證人。證人之所以作證，是對國家盡義務。僅對當事人而言，證人本身并不存在為其作證的法理基礎。

　　兩種說法孰優(yōu)孰劣，明眼人一看便知。實際上第二種觀點早已是國際共識，為此許多國家頒布了專門的法律，建立了證人保護機構和機制。例如，美國于１９８２年通過了《被害人和證人保護法》，規(guī)定為證人提供保護的官方機構是檢察官執(zhí)法辦公室，實施機構是法警局；菲律賓于１９９１年頒布《證人保護、安全和利益法》，明確司法部負責對國家證人的保護，其他各部和地方行政機構予以幫助；南非于１９９８年頒行《證人保護法》，提出在司法部內設置獨立的證人保護機關。此外，英國、德國與澳大利亞等國繼之，聯(lián)合國也于２０００年制定了《證人保護示范法》。一言以蔽之，在國家的框架內調動必要力量保護證人，實乃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