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蘆山地震以來，中國紅十字會(下稱“紅會”)再度陷入輿論漩渦。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4月28日表示，“如果兩到三年，還是不能翻轉(zhuǎn)‘黑十字’印象的話，我自動請求辭職！”雖然如此，外界對紅會能否完成自我救贖仍疑慮重重。

　　紅會到底存在哪些問題，應該如何進行改革？本報記者就此采訪了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jiān)督委員會委員(下稱社監(jiān)委)王振耀。

　　王振耀認為，紅會一身兼具政府性、國際性和民間性三重性質(zhì)，因此紅會的改革必定是中國體制改革的交匯點；紅會去行政化并不能一蹴而就，相反紅會可以利用其和政府的關系，爭取財政資金為公眾做幾件切身能感受到的事情；紅會決策應該向社會開放，最終政府性弱化，社會性和國際性大發(fā)展。

　　紅會社會開放度不夠

　　《21世紀》：此次雅安地震發(fā)生后，紅會爆出救災物資閑置二十余個小時、未按照捐贈者意愿使用捐贈資金等問題，您如何看待這些問題？

　　王振耀：物資擱置了二十個小時，那么為什么不能快速將物資發(fā)放？要快就得改變體制，實際上是要求紅會進行轉(zhuǎn)型，轉(zhuǎn)變政府職能。

　　未按照捐贈者意愿使用捐贈資金說明紅會溝通機制出了問題。其實不僅是紅會，包括政府使用民間捐款的時候，往往和民間溝通不夠。而在臺灣，地震之后的重建委員會一定有民間組織的代表。政府千萬不要關上門來做這一件事，這就要求政府體制和公共管理體制開放。其實不止是使用捐款，使用財政款也是這樣，世界大多國家都是公開的，但是我們不公開或者公開不夠。

　　捐款必須透明必須開放，所謂的開放必須以尊重捐贈人的捐贈意志為最終目的。因為在使用過程中肯定會面臨許多新的問題，紅會可以改變捐贈資金使用用途，但是前提是你和捐贈者要商量。

　　從我在政府機關工作的經(jīng)歷感覺，大家在捐贈上存在一些這樣的公共管理理念誤區(qū)：第一，捐款，我不貪污，我怕什么？我沒貪污，你問吧。但是不貪污就沒有問題了？不貪污只是最低標準。不貪污，我直接捐給乞丐就行了，他肯定不貪。這恰恰是公眾希望紅會等公布這一整套工作程序，讓外界介入。第二，我公開了，你到《人民日報》上查。我怎么沒公開，你不查你怎么知道我沒公開。

　　這都是以前我們這些人犯過的錯誤。當時民間質(zhì)問我們：你說你在《人民日報》公開了，我們捐是給《人民日報》捐的嗎？捐款是我們捐的，但是公開卻對著另一面。后來我們把捐贈資金使用情況打印成冊，送到捐贈者手中，做了這事之后捐贈者也滿意了。其實捐贈者把錢都捐出去了，他要啥呢？他要的就是尊重。

　　《21世紀》：前述問題說明紅會在自身內(nèi)控和外部監(jiān)督方面存在哪些缺陷？

　　王振耀：社會開放度不夠。紅會現(xiàn)在設立社會監(jiān)督委員會，也是再提高開放度。社監(jiān)委只是第一步，后續(xù)決策也要放開。例如臺灣紅會很開放，尤其是決策，很多有聲望的人在臺灣紅會中是發(fā)揮作用的，形成一種官民互動的局面，執(zhí)行層面和社會是有機聯(lián)系的。

　　《21世紀》：紅會在地震中短期內(nèi)募集到大量物資，對資金的募集使用、監(jiān)督及透明度，你的建議是什么？

　　王振耀：比如說能不能成立一個捐款使用的委員會，讓一些大額捐款者派駐代表。千萬不要走過去的老路，這也是紅會開放性的要求。

　　《21世紀》：此次蘆山地震，很多人不愿意捐錢捐物，寧愿自己將物資帶到災區(qū)，應如何引導民眾的善舉和捐贈熱情？

　　王振耀：這需要信息平臺的建立，為公民的捐贈提供便利的信息。一是政府和民間一定要有一個接口，哪怕在(政府)社會部里設立一間辦公室，但是現(xiàn)在沒有；另外一個民間組織之間也要建立信息分享的平臺。此次地震，壹基金聯(lián)合28家公益組織組建了一個搜救隊，但我覺得還不夠，這個聯(lián)合平臺工作機制還不發(fā)達，它需要有信息加工、信息研究等各種各樣的功能，并不是公益組織到災區(qū)救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