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蘆山地震以來，中國紅十字會系統募集資金占到震后公益組織募資的一半，如何看待其他公益組織和紅會的關系，公益組織的發展對紅會的改革有何作用？
王振耀：2008年之后，公益慈善事業飛速增長，現在公益組織已經進行到多元時代，國務院鼓勵大家進行公益組織注冊，民間組織也有了公募的權利。原來救災的時候，發的文件救災捐款只公布了兩個賬戶，一個紅會，一個是慈善總會，最多再公布一個民政部的賬號。
公益組織的進步會直接和間接地推動紅會的改革。直接的促進作用表現在救災過程中紅會與其他公益組織的如何合作、對口以及合作機制如何優化。間接地表現為紅會和其他公益組織是一種慈善業的競爭，你愿意向紅會捐款還是向壹基金捐款，這是一種捐款競爭。民間組織的發展對紅會的改革是一種良性競爭的推動，紅會做得慢，全社會輿論都在批評它。
紅會改革是中國體制改革的交匯點
《21世紀》：作為一個公益研究者，您如何看待中國紅十字會的性質？
王振耀：紅會一身兼三種性質：政府性、國際性和民間性，三種性質交織在一起，因此紅會是復合型的。紅會參公管理、納入到政府體制、財政撥款，在這個意義上紅會具有政府性；紅會是國際紅十字會的成員，毫無疑問是國際的；紅會要募款并進行各種各樣的慈善活動，又是社會組織。
《21世紀》：您如何看待紅會的改革？
王振耀：因為紅會一身兼具三重性質，紅會的改革一定會是改革的交匯點。大家對紅會改革的要求是多重的：一種是要求紅會去“行政化”，和民間組織一樣；一種是從紅會的政府性出發，要求紅會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改變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風，給公眾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因此，紅會的改革是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交匯點，也是中國體制改革的交匯點。
大家希望紅會改革，實際上是希望整個公共管理體制能進一步改革，這是全社會對改革的一種呼喚，集中體現在紅會上。因此，紅會的改革不僅僅紅會的改革，更是公眾對具有公共管理職能的機構改革的一種期盼。
《21世紀》：您認為紅會應該如何進行改革呢？
王振耀：紅會是一個帶有公共管理性質的機構，我認為紅會沒有必要立即也不可能和政府切斷關系，即所謂的“去行政化”，相反紅會可以憑借和政府的關系，撬動政府資源的杠桿，研究公眾的需求，利用好這個渠道，建立一些普惠和公益的服務項目，一定要做幾件老百姓能感受到的事情，讓公眾從身邊感受到紅會的項目。
利用政府投入做公益活動的情況在各個國家及地區都有，我們國家也有。比如上海紅會給兒童辦了一個大病醫療保險，兒童交50塊錢，上海紅會動員財政拿50元，這基本解決了上海兒童的醫療問題。紅會具有政府背景，可以從財政要到錢，可以多做一些這樣的救助。
與此同時，紅會的開放性和社會性也要加強。在社會性方面，社監委成立之后，下一步是不是可以考慮讓一些社會賢達進入決策層面，在決策之時讓他們在場并提出批評意見。擴大社會性之后，行政化就自然而然地減弱了。當紅會有幾百萬的志愿者之后，你還能按照政府管理部門的管理方法管理嗎？
先向社會開放還是先和政府切斷，我認為這是存在爭議的，我個人贊同先向社會開放的，因為這樣的改革可以操作。如此也可以達到紅會最終的改革方向：社會性和國際性大發展，政府性相對弱化。
不贊成重啟郭美美事件調查
《21世紀》：郭美美炫富事件之后，紅會的公信力持續下降，您認為原因何在？
王振耀：如果說紅會受到損害，郭美美事件只是壓垮紅會的“最后一根稻草”。2008年之后，公益行業飛速發展，整個格局都改變了，紅會一家獨大的情況不存在了。因此，大家就來重新審視紅會，才發現紅會這一套體制不行，有很多爭論和意見，最后導致大家意見總爆發的就是郭美美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