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沒有背景沒有家世沒有關系沒有后門，是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傻乎乎地憑著年輕的莽撞和笨拙的真誠，闖入了文壇。要感謝的，是那時的編輯，感謝他們在一大堆自然來稿里發現了我，說到底，要感謝的是那個年代，是那個年代的純粹。

　　八十年代是百廢俱興的年代，電影亦如此。法國電影回顧展開幕正逢我身懷六甲，卻也騎著破車堅持看完了全部四十部片子，每天電影院門口都是比肩繼踵，每天要無數次重復回答同一個問題：有富裕票嗎？——十年的禁錮讓中國像一個饑餓的孩子，那么渴望嘗到所有可以嘗到的一切。而中國的電影革命似乎是從《一個和八個》開始，那時知道了有“第五代導演”之說，神奇的是我剛剛知道了這個，便與《一個和八個》的導演合作了一把。

　　片名叫《弧光》。是根據自己的小說《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改編的。寫一個被世俗社會認為瘋了而實際上只是不愿因循傳統思維的女孩子。張軍釗導演把它推上了銀幕。自小便覺得拍電影神秘，總想看看拍攝過程。開機那天在密云水庫。三九天，水面結了很厚的冰。拍的是影片的最后一個鏡頭：人聲鼎沸的冰場。男主人公的目光追逐著女主人公，而尋覓到的卻是一個外形酷似女主人公的女孩。為了增加聲勢，用卡車拉來了許多群眾演員，那時每人勞務費只有兩塊錢，但大家興高采烈，可能都和我一樣想滿足一下好奇心吧。那天是航拍。當直升機降到不能再低時，卷起一陣大風，呼啦啦倒了一片彩色遮陽棚，大家一片驚嘆。所以后來鏡頭中的那些遮陽棚實際都是趴著的，只不過因為俯視角度看不出來而已。旁邊一位電影界的元老哼唧著：第五代真能折騰，連航拍都敢玩!待到粗剪片出來之后，和導演一起看片子，直到結束，心中還在不斷地懷疑：這是不是我寫的那個《弧光》？然后想起陳凱歌讓原作者、編劇阿城看《孩子王》時阿城的回答。他說：我拉的屎我就不看了。

　　《弧光》正式公映的時候是在1988年，當時我在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經濟系任教。記得校長觀后問我對學校有何要求，我毫不猶豫地說，希望能轉到中文系，校長很痛快地答應了，就在一夜之間，我終于真正進入了我熱愛的領域！

　　《弧光》的公映在北京引起了軒然大波。一位資深記者在《文藝報》發表重要文章，以《弧光》為例，認為影視改編普遍有歪曲原作之嫌，所舉之例亦有《紅高粱》等等，此文引起了一場關于影視與文學關系的辯論，最后不了了之。

　　1987年1月，第三屆全國青年創作會議在京召開。那是真正的文學的盛會，相互久已聞名而終于謀面，是一種相當奇特的感覺。曾經有一晚，我們在扎西達娃的房間里唱了整整一夜歌，那時真是年輕啊，好像永遠不會老……也就是在那次會議之后，我開始了我的長篇處女作《海火》的創作。

　　《弧光》獲第十六屆莫斯科電影節特別獎、《海火》的出版均是在1989年。而那時，全民都卷入了另一場風波，待風波結束，九十年代已經開始了。

　　而在當下，隨著整個社會游戲規則的改變，文學早已被邊緣化，顯然，作家們面臨著新的選擇。但我相信，即使是在讀圖時代，文學也是有希望的。正如埃來娜·西蘇（法國著名女性主義批評家）所說，“希望”正是對文學的另一個命名，這一命名將把我們載向我們自身無法達到的境界，它的純粹，它那象征性然而又相當具體的力量，它的宿命感，使它成為世上最美麗的語詞，可能它并非語詞，它只是一聲嘆息，或許還是一聲遺憾的道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