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三,回家鄉走親戚。車子剛走完水泥路,遠處就傳來了家鄉特有的泥土芬芳,我知道,我的家鄉近了。
這是熊耳山腳下的小山村,遠遠看去,大山的皺褶里,零零散散分布著一百多戶人家。走完水泥路還要走3公里多的山路,殘雪消融,泥濘不堪。村里人說,全區99%的行政村都通了水泥路,而我們村就是剩下的那個1%。沿著兒時玩耍的路線,我走遍了整個村莊,到處顯得那樣的冷清、安靜、荒涼。我曾經念書的小學,由于沒有生源,校點撤銷了,屋檐下的鈴鐺上長滿了紅色的鐵銹,不知哪來的槐樹苗和椿樹苗,高高低低的長滿了整個操場。學校前面大片的耕地上,全都長上了荒草,當年因為這塊地的界畔糾紛打得頭破血流的兩家人,可能誰也沒有想到,多年以后,這里會變成沒人要的荒草灘。人們的房子還是記憶中的土坯房,十幾年了,竟然一點兒都沒有變。農村的房子對這些長年在外打工的人來說,重新翻修已經沒有了多大意義,混得好的,在城市買房,暫時不行的,因為不在家住,投資建房也沒有必要。村上很多家門是上鎖的,只是門框上喜慶的對聯和院子鮮紅的炮皮,還向人們昭示著新年的氣息。有的人家,門口的荒草長了一人多高,這都是一些長年在外務工的。聽說有一戶幾年沒回家,院子草竟然長得人都過不去,只好借了把鐮刀割出一條路來,臨走買了一瓶除草劑,囑咐鄰居在草長出來的時候,幫忙打上兩回。村子是那樣的安靜,穿過了大半個村,竟然只見到了五六個人,其中就有三個七十歲以上的老人。這難道是記憶中400多口人的村莊嗎?
曾幾何時,這里的年是那樣的熱鬧。“五豆臘八二十三,過年剩下七八天。”從臘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是忙碌了一年的農人盡情狂歡的日子。臘月間,殺年豬、做豆腐、蒸花饃、打點心,在忙碌辦年中感受著無比的快樂;初二剛過,新女婿帶著媳婦拜丈人,大外甥領著孩子上舅家,農人間的人情往來絡繹不絕;村里愛耍的年輕人,今兒到東家喝酒,明兒到西家吃肉,猜拳行令、吆五喝六,好不熱鬧;村里有時還要排個社火,把大伙組織起來,敲大鼓、打銅鑼、耍竹馬、踩高蹺、扭秧歌,成群的孩子跟在社火隊伍后面,看一場又一場,跑幾十里的山路也不覺得累。
而現在,村子的人越來越少,年味兒也越來越淡,只有那零星的鞭炮聲,還在提醒人們,這是在過年。在村子中間,我見到了七十多歲的老李伯,他曾經是村上的鐵匠,打的镢頭小有名氣,如今已經身體佝僂、兩眼昏花,沒法干也不需要干鐵匠活了,因為農村種地的人越來越少,镢頭已經沒有需求量了。老李伯有兩個兒子,一個在廣州一家酒店打工,本來打算回家過年,但一算一家三口來回路費得兩千多元,就沒回來;還有一個兒子沒有成家,在西安一個物業公司當保安,春節不放假也不能回來。說起兩個孩子沒回家過年的事兒,老兩口眼中噙滿了淚花。在村東頭,我見到了71歲的五伯,他說,現在農村,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都是老年人。以前逢年過節還回家,這兩年,回家過年的人一年比一年少。光今年,沒有回來過年的就有30多戶。五伯又說,現在村里全是老弱病殘,說句難聽話,村里死了人,連抬棺材的青壯勞力都找不到。
有人說,所有中國人,上數三代,都是農民。不好說農村人口的突降是好事還是壞事,只是,那些在城市里的農民,不想回故鄉,或者說,回不了故鄉;而那些還被迫生活在農村里的農民,正和故鄉一起衰老,慢慢地被泥土湮沒。
城鎮化的浪潮,沖擊著農村,很多農村青年背井離鄉,來到繁華的都市,湮沒在了高樓大廈、燈紅酒綠的世界里。然而,在他們親手建起來的城市里,沒有他們的一片瓦。即便是這樣,他們誰也不愿意回到生養過他們的山村。雖然他們知道這不是他們的故鄉,他們的鼾聲始終無法融進城市的小夜曲,但他們已經依賴上了勞累之后的那一瓶廉價啤酒,因為,在故鄉,想喝一瓶啤酒,要跑很遠的路,才能在代銷店買到。況且,他們已經不會耕作了,傳承了幾千年的田地里的勞作技術,在他們粗糙的大手里,變得越來越難?;蛟S,從心理上,他們根本就有些抵觸。事實上,他們的孩子,也就是新生代的農民工,天生就有這種抵觸情緒。他們寧愿頭發染成雜色,用山寨手機哄自己高興,也會用懷疑的眼神聽父輩說那個他們只是聽說過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