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論者的質疑
由于兩個回憶的內容南轅北轍，有論者在《西安事變新探》一書中提出了種種的質疑后斷言：“可以想見，根據這樣一些完全不確定的，并且是自相矛盾的回憶來推斷劉鼎向中共中央發報的時間，無論如何是不足為信的。”質疑雖然有理，但未能抓住要害，更不宜全盤否定，因為西安事變具有隱蔽戰線的所有特征，所以劉鼎不可能實話實說。
劉鼎第二次回憶中的“斷電”說是站不住腳的。張、楊雖然事先在全市斷電，以切斷西安與外界的通訊聯系，但事變時劉鼎所在的新城指揮部或張公館都有自備發電機，所以根本就不受斷電的影響。此外，劉鼎作為西安與保安的重要聯系人，豈能在最關鍵的時刻長時間地脫離崗位。因此，劉鼎第一次回憶的真實性要高于第二次。
三、西安事變中神秘的地下聯絡處究竟起什么作用
劉鼎成為中共中央駐東北軍的聯絡員后，就開始著手購買汽車，建立西安至保安的秘密交通線。隨著大批重要干部秘密進入西安和眾多秘密電臺的相繼建立，西安地下黨的統一指揮已迫在眉睫。9月，葉劍英作為中共中央常駐代表密赴西安。于是地下聯絡處隨之建立，成為西安地下黨的指揮部，也是周恩來到西安后的首選落腳點。
地下聯絡處首先解決西安與保安的電臺聯絡問題。由于當時劉鼎以及其他在西安的地下電臺功率都不夠大，在收報時因為保安電臺的功率大而不成問題，但在向保安發報時就經常受到天氣或其他因素的干擾，致使電訊時常中斷或模糊不清。為了建立高質量的直達通訊，聯絡處的地下室新建了一臺配備燃油發電機的100瓦大功率電臺，作為地下指揮部的中樞電臺。保安派了曾三、林青、申仲仁等報務人員，來加強那里的收發報工作。當時劉鼎的電臺只有一個報務員，葉劍英到西安也有自己的電臺，也只有一個報務員。但地下聯絡處卻要配備三名報務員，正好說明這部大電臺不僅工作量巨大，而且還是全天候工作的，從而保證了西安與保安雙方信息的交流在任何情況下都快速暢通，難怪張國燾在回憶西安事變發生時說：“西安的電報如雪片飛來。”
王又凱在《父親汪鋒西安事變前的一次秘密使命》一文中說：“1936年8月，父親和葉劍英、彭雪楓、邊章伍、潘漢年、吳自立、劉鼎、劉克東等8人化裝成南京大員，又回到西安。葉帥率領其他同志去做東北軍的工作，我父親率劉克東在楊虎城部隊的閻揆要團團部設立了電臺，直接和中央聯絡，先后受葉劍英和周恩來的指揮，在西安經歷了西安事變的全過程。”可見事變發生時，西安地下黨的眾多秘密電臺決不是各自為戰，而是受地下聯絡處的統一指揮。
從西安地下黨當時已經建立的指揮系統看，發生“兵諫”這樣的大事，作為指揮權限與責職，最早向保安通報事變發生的應該是西安指揮臺。但這也只是一個推斷，最終揭開謎團，還有待于新材料的發現。從西安地下黨完善的情報系統、優良的通訊設備和大批情報骨干云集西安的情況看，那種認為中共中央在12日白天并不了解事變真相，要到13日才了解事變詳情的觀點應該是站不住腳的。
四、西安事變當天，與事變休戚相關的保安究竟有沒有開會
西安事變發生當天，保安的反應有些異乎尋常。
西安事變是一場軒然大波。當時中國甚至世界的各個主要政治中心都忙著開會商討對策，唯獨與事變休戚相關的保安，就目前公布的史料中，無論是《毛澤東年譜》還是《周恩來年譜》，在這樣重要的一整天，竟然沒有記載任何會議。保安的會議居然要到13日上午才召開，這種情況既不合邏輯，更不合黨的傳統。如果說對情況不了解，那南京和世界更不了解。如果說等蘇聯指示，那13日上午也無法開會。